郁達夫生前對魯迅的評價意味深長，以為在文字上是有奇氣的。魯迅的思想，都是在與敵對的力量對比和抗衡的時候顯示出來的。有趣的是他在闡述自己思想的時候，不是簡單地布道，而是一直用形象的語言為之，顯得很特別。我們注意到，在他和學者們爭論理論問題時，表述方式卻是詩化的，得莊子與尼采、普列漢諾夫的妙意，將復雜的問題形象化地表述出來，顯示了一種高度。我們一些研究魯迅的文章，不太注意魯迅的表達方式，漠視魯迅審美的特點和精神哲學的特點而談論魯迅，是很有問題的。
魯迅認為漢語的表達應當有現實和詩意的情懷。寫實其實是很難做到的一種精神勞作。在魯迅看來，現實的復雜有時候不都是能用日常語言表達出來的。寫實不意味著復寫，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魯迅一生對事物判斷的那種詩意的表達，后人一直沒能很好地繼承下來。現代漢語越來越粗鄙，單意性代替了繁復性，文藝腔置換了詩意。其中的問題是喪失了漢語表達的維度，把語言僅當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載體，不僅古意寥寥，連銜接域外藝術的沖動也失去了。我們和“五四”文人的距離，在表達的取向上就已經問題多多。
自然，每個時代有自己的語言方式，今人不應再返回過去。魯迅的語言是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同代人的。古代的語言在他看來是被士大夫氣污染了。那些事功的書寫和頌圣的文字，殊乏創意。而同代的語言則有江湖氣和八股氣，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那個意志不僅含有智慧，還有人性的暖意。我們現在卻把那些幽夐的溫潤的文體放棄了。魯迅跳出眾多的表述空間，在寂寞里獨辟蹊徑，置身于時代又不屬于時代，那就既有了當下意義，又有了純粹的靜觀的偉岸。
魯迅的表達很少重復，每一個話題都有特別的語境。他對生活的把握不是機械的描摹，而是著重復雜的不可理喻的存在。即使最憤怒的時候，也依然能將美麗的句式呈現出來。
在言說里，人們很容易進入精神的幻象。他的表達過程卻一直避免進入這樣的一種幻象里。舊的士大夫的一個問題就是常常自欺，而且欺人，人生的真相就被遮蔽了。新月社主張愛的文學，不滿意左翼作家的理論。魯迅就說，新月社不滿意的是世界上還有不滿意現狀的人。這樣的看法含著哲學的意味，實則是表達的悖謬的一種展示。作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寫道：“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什么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為個人主義。”這樣的語境，令人想起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里的一句話：“對存在發問的時候，也必須對發問者進行發問。”魯迅對言說的有限性的警覺，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一直沒有消失，他能夠看出語言維度的開放性。
表達很容易落入俗套，這是他一直強調的看法。他用詩意的語言表達思想，其實就是顛覆這種尷尬。比如，講思想與藝術之間的關系，他就說：“從噴泉里噴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在論述宣傳和藝術的關系時，他說：“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然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是花一樣。”這樣的比喻很有跨度，也避免了理論闡釋的單一性。他的雜文猶如這種筆法的同樣很多。
語言也是一種幻象，而且是導致人進入悖論的載體。拆解這種怪圈，對語言的限制和反詰，對他是一種超越極限的快慰。魯迅的語言造成了與背景隔離的效應，一方面進入市井，一方面不屬于市井，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他對中國社會的描摹，何曾是簡單的圖式呢？那種復雜里的凝視，存在著精神的偉力。舊式話語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而他對新語境的營造，給我們以久遠的感念。
魯迅整理的古代文獻有上百萬字，翻譯的作品有300萬字。他對民間藝術的研究也很多。那結果是語言發生了變化，有疏朗自如之氣，方巾味與腐儒味均無，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他談到先秦兩漢，講起六朝、唐宋，都有灼見，說一些別人不說的話。有時候似乎也和古人為伍。比如，他曾說，現在的中國還仿佛是“明季”，都是讀書閱世的一種心得。因為通曉古人之得失，方知今世之明暗。他的語言深處的古風，需暗自體味方可見到。
上世紀30年代的魯迅，在翻譯上給人很大的沖擊。但那時候譯界幾乎沒有人認可他的譯風。他的譯著因為生澀、直硬而受到非議。晚年所譯之書幾乎都無其雜感和小說那么流暢，仿佛有意與人搗亂。按當時的精神狀態，他本可以寫一些厚重之書，做自己心愛的事。一反常態的是，他卻故意在文本上與思想上和舊有的習慣作對，文字趨于艱深，句子拗口，幾乎處處可見反漢語的用意。梁實秋曾諷刺說是一種硬譯。連瞿秋白這樣的人，也不能完全了解其選擇的深意。魯迅在那時將自己置于譯界的對立面。我看先生的一些短文，感慨于他對自己過分挑戰的勇氣。應當說，譯蘇聯的文藝理論及小說，在他有多層用意，除了精神層面上的變革外，我以為重要的還有語言學上的思考。魯迅覺得中國人的國民性出了問題，與思維方式大有關系。思維是靠語言進行的，問題是漢語的敘述方式存在著弊病。比如無邏輯性，沒有科學化的范疇，概念不精確等等。在舊的語言中，大概只會產生詩化的散文，不會有科學理性的存在，至少沒有數理邏輯一類的東西。晚年在著手介紹域外文藝時，他已不再滿足于內容的傳達，而著眼于表達的變化。不是從“信達雅”的方面考慮讀者的閱讀習慣，相反是逆著傳統的秩序，原文照搬洋人的語式，使文句冗長、生澀，一些新奇難懂的句式不斷出現。魯迅相信，改造漢語不能不借用外來的語法，否則精神的表述永遠在一個封閉的系統里。他甚至以為，漢語的歷史就經歷了外來文化的沖擊。先秦的文章是一種模式，兩漢魏晉大變，原因是漢譯佛經激活了漢語，那一次沖擊使漢語有了一次飛躍。后來漢語的發展又被封閉起來，不能自我更新。欲救死狀，惟有移來洋人語言，與現代口語結合，漸漸改良，庶幾可以讓古老的書寫柳暗花明。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魯迅洞悉人間的眼力是超常的。他無疑是一個忠實于存在、歷史和自我的人。其一生的勞作，繼承了古中國幾近消失的文化之光，又把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因素引入到新文學里。他不是建立一個固定的秩序，而是建立了確立自我而又不斷否定自我的開放的藝術空間。這個選擇避免了對舊話語的復歸，也避免了自我的封閉的單向價值判斷。一個鮮活的智慧之流在現代史上開始涌動了，我們終于在他的文本里，看到了我們漢語言表達的潛能。(孫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