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黃興：功不必自我成

　　這個寡言重行的人，始終站在孫中山的身邊和身后，將滿腔的情感和滿腹的智慧，化作無以倫比的行動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本刊記者/張蕾

　　1914年的一天，美國人林百克收到中國人黃興寄來的一個大包裹。

　　此前的9月29日，兩人曾于芝加哥會面。這位在菲律賓做過法官、一貫同情中國革命的美國人，向第一次造訪美國的黃興提出，希望能為他寫傳記，為此，請他寫些可用于傳記的材料。

　　現在，黃興如約寄來了包裹。動手拆包時，林百克激動得“手有點發抖”：“我想，那里面裝著一位英勇的將軍的生活歷史資料。”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打開，“像朝圣的信徒展讀圣書一樣”。

　　包裹里，是一份用打字機打成的、長長的文件——吁請美國朝野支持中國的民主政體，反對袁世凱篡國。無一字涉及黃興個人的勛業和生活。

　　黃興，字克強，與孫中山并稱為“開國二杰”，章士釗的挽聯稱“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義前，革命黨人所經歷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黃興主持，“幾乎是無役不與”。章士釗早年在《沈藎》一文中說：“吾聞之：在海外談革命者萬人，不如在本國談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談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內地實行革命者得一人。”黃興是甘冒巨險和深入虎穴的人，這是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們的共識。

　　這個寡言重行的人，始終站在孫中山的身邊和身后，將滿腔的情感與滿腹的智慧，化作無以倫比的行動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谷中一鳴，眾山皆應”

　　1910年5月30日，黃興致信孫中山，討論9次武裝對抗清廷之起義失敗后，革命的走向和計劃。

　　黃興在這封信中指出，推翻清政府最好的力量，就是它自己的軍隊。他分析了新軍起義流產以后的廣東形勢，斷言：盡管此前遭遇種種挫折，但是，“圖廣東之事，不必于邊遠，而可于省會”。這修正了孫中山長久以來主張的于邊遠地區起事的觀點。

　　在結論中，黃興預言：革命一經在一省爆發，各省將聞風而動，“必有谷中一鳴，眾山皆應之象”。

　　胡漢民評價說：“其后進行計劃，大略如書中所言。”

　　其實，早在1903年11月4日，在華興會成立會上，黃興就對武裝斗爭的戰略和策略問題有過完整而富于遠見的論述：

　　本會皆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為適宜？一種為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于巴黎，英國大革命發難于倫敦。然英、法為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輩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無識之市民得以撲滅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是吾人發難，只宜采取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

　　赴日留學是黃興一生的轉折點。1902年夏，黃興被官派至日本弘文學院習師范。他的朋友和傳記作者劉揆一稱，他在那里學習到的西方知識，使他成為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鼓吹者。

　　1903年夏，黃興回到長沙主持明德學堂新成立的速成師范班工作，兼任歷史、體操等課目教員。“他的圖畫很好，白天上課在黑板上畫瓜果，晚上計劃革命。⋯⋯當時湖南所有各中學的學生都歸附他。”他的同事張繼曾如此回憶。

　　一次，黃興在動物課上給學生講魚類，用盆端來一條活鯉魚。他從講魚類的構造和基本特征，引出“鯉魚跳龍門”的成語，對學生們說：鯉魚是不可能成龍的。只是中國歷史上有人想通過造反當皇帝，所以才有鯉魚跳龍門的傳說。然而，中國換了不少皇帝，百姓們并沒有得到什么好處。法國革命黨人比別人聰明，他們在革命成功后將政體改為民主共和制，再也不要皇帝了。這樣，百姓們才有了平等和自由。

　　語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這個黃秀才卻不如此。流傳至今的黃興照片顯示，這位共和元勛面龐白凈，雙眼皮，眉毛不枝蔓，眉眼搭配起來頗顯平和，他不同時期面容上的最大區別，只在于胡子的樣式。但是，在他身上，舊式知識分子的搖擺特性，幾與其絕緣。

　　據李書城回憶：“弘文學院同學每晚都在自習室討論立憲和革命的問題，最初頗多爭論，以后主張排滿革命的占了多數。黃克強先生在同學中一向是篤實厚重、不多發言的，但他把問題看清楚了，決定自己應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異常堅決。”

　　有一晚，黃興與一些同學爭論得很激烈，氣急得說不出話來，竟將手中的小茶壺擲地摔碎。他從事革命的決心，“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動搖的”。

　　“錢！您有錢嗎？”

　　1910年6月15日，孫中山從夏威夷返回日本，與黃興在橫濱晤面，商討第10次起義(即黃花崗起義)事宜。

　　這次在橫濱的見面，同盟會成員、日本友人萱野長知也在場，他記下了當時的情景：

　　孫逸仙乘坐的美國輪船剛剛靠岸，黃興就跳上船去。兩人久別重逢，極少談論私事，很快轉入對革命形勢的討論⋯⋯

　　當黃興快要離開時，他對孫說：“哦！對了，錢！您有錢嗎？”孫回答說：“是的，我有。”并把滿滿一皮箱的錢指給黃興看。孫剛剛從美國歸來，在那里，他向華僑募集了資金。

　　黃興根本沒有估量箱里的錢數，提起皮箱，準備告辭。忽然，好像記起了什么似的，他說：“哦！對了，我最好還是給您留點，也許您有時需要錢用。”顧不及點數，他留給孫幾束鈔票，走了。

　　目睹這一幕的萱野長知深受感動。“金錢的予者和受者，似乎都對金錢的總數毫不在意。這兩位領袖之間終生不渝的感情，不能僅僅表述為一般的‘同志關系’；他們對待金錢財務的態度，也經常與此次相同。”

　　孫、黃日本會晤后，黃興歸國，具體部署起義。

　　根據黃興當時的設想，是以廣東省會一役，喚起全國革命之力量。革命一旦在廣東獲勝，黃興便將率軍北上，直搗湘鄂。雖然黃花崗起義沒有實現這一點，但武昌起義及其后續事態，則正好符合了黃興對國內局勢的預判。

　　為了與兩湖和長江下游諸省在行動上協調一致，早在二月間，黃興派譚人鳳攜款二千元到中部省份，去資助那里十分活躍的革命勢力，“組織當地的起義，與計劃中的南方起義相呼應”。

　　黃興的部署一貫縝密。但當時他大概也沒有想到，譚帶去的二千元，對改變歷史的武昌起義，產生了意料不到的直接影響。

　　譚人鳳帶著黃興的囑托，攜款來到湖北。通過同盟會中部負責人居正，同共進會的負責人孫武進行了磋商；通過同盟會成員胡瑛，會晤了文學社的負責人。譚人鳳給居正六百元，給孫武兩百元。用這些錢，他們在漢口的法租界、俄租界和武昌設立了起義的秘密機關。孫武后來偶然引爆了一顆炸彈，促使武昌起義提前舉行，就是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