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澤東的“大字報”，既沒有用“大字”寫出來，也沒有貼在中南海，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發給與會者的。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 作者：薛慶超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毛澤東的“大字報”，既沒有用“大字”寫出來，也沒有貼在中南海，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發給與會者的。

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既使參加全會的與會者們極為震驚，也使他們感到極為困惑不解。這張大字報不僅把毛澤東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之間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不同而產生的分歧向中央全會公開，實際上也等于向全黨公開；而且把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關于工作指導方針上的不同認識和正常的意見分歧，上升到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個司令部斗爭的高度，并明確號召“炮打”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

于是，每一個與會者，都面臨著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眾多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異議，只能緘默或違心地表態擁護。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則在小組討論會上，借闡述毛澤東的大字報，向劉少奇、鄧小平發動攻擊，以示“緊跟”。陶鑄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顧了陶鑄同他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況：“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進行布置。

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后只有我和總理沒發言。’”

會議期間，除了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接受批判和誹謗，忍受各種信口雌黃的誣蔑和攻擊以外，鄧小平有時還必須到一些學校去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于“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爆發，他曾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其實，這不僅僅是鄧小平的看法，而且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心聲。這句話，表示了他們當時對于“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很不理解。

在受到批判后，鄧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無語，但對于運動，特別對于“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心存厭惡。有時，他還不顧所處逆境，伸張正義，說明一些被顛倒了的事物的本來面目。8月2日，鄧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于“二月兵變”的事情。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于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在林彪集團策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當時，“二月兵變”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后，仿佛一下子長了翅膀，不脛而走，弄得中華大地，無人不曉。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66年2月，北京軍區經中央軍委批準，決定由北京衛戍區再組建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后，一時沒有營房。北京衛戍區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為此曾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進行過聯系。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政治委員劉紹文知道后，認為部隊住學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決定讓駐在南苑的衛戍區部隊調整出一部分房子給新建團住，不足部分搭帳篷和住靶場解決，并通知了聯系過房子的學校。

此事到此為止，已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