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陽計生部門以落實計生政策為名，將十余名嬰幼兒強行抱走送入邵陽福利院，其中一些嬰兒為頭胎生育。計生人員向孩子家人收取社會撫養費以贖回小孩。對于交不起罰款的家庭，嬰幼兒被送往福利院“出售”，部分以收養名義“銷往”國外。這就是今年5月經媒體報道引起輿論嘩然的邵陽“棄嬰”事件。

在靜等五個月之后，湖南省上下要求“徹查”的該事件終于有了一個官方結論：市、縣紀委監察、審計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經過深入調查，查明該事件發生在2002年至2005年間，涉及嬰幼兒14名。其中，8名屬當事人非法收養的棄嬰，1名屬生父母非婚生育因無力撫養自愿送社會福利院，5名為當事人隱瞞血緣關系，將撫養的嬰幼兒說成是“棄嬰”。當地計生辦、民政辦與邵陽市社會福利院沒有發生經濟關系。邵陽市社會福利院接受外國收養人、收養組織的自愿捐贈，符合民政部《外國人在中國收養子女登記辦法》的規定以及國際收養慣例。調查中沒有發現買賣行為。

嬰兒既然多是非法收養，當地部門將其送往社會福利院當然就是正常的職務行為；計生辦、民政辦與社會福利院沒有發生經濟關系，自然也談不上“買賣”。邵陽官方的結論可以六字概括：沒搶嬰，沒買賣。如果再加上其未明言的一層意思，則還有一個結論曰：當初媒體報道失實。

這樣一個結果，估計許多人都猜到了。今年7月，“棄嬰”案調查組牽頭人、邵陽市監察局局長在接受采訪時就曾表示，“調查結果與媒體報道有很大出入”，“買賣嬰兒情況根本不存在。”而在這位牽頭人表態之前，棄嬰案中維權最積極的村民又卷入了一樁蹊蹺的“嫖娼案”而被當地警方刑拘，如是種種都在證明：盡管棄嬰事件撲朔迷離，調查似乎也頗曠日持久，但關于事件的定性，邵陽官方早已成竹在胸。

7月就已有了定論的調查結果，何以遲至9月底才最終發布？如果說多少緣于信心不足，那么試看結論公布之后網民一邊倒的質疑就知道，這種顧慮有相當的道理。

網民的質疑，不能排除部分是對官方結論拒絕信任的情緒化反應，但結論本身存在的瑕疵也不容諱言。首要的一點是，面對這樣一個關乎人倫、法律，為中外輿論所關注的重大事件，經過仿佛也費人力物力不少的深入調查，最后端出來的調查結論卻全然回避了要害問題。當初媒體報道，為了將搶走的嬰幼兒變成合法“棄嬰”，計生辦工作人員偽造或編造了相關文件材料，報道中并列舉了具體的細節和證據，如當事人的父親叫“楊親政”，而訊問筆錄上卻是“楊清正”，村支書汪先蛟也對記者確認，“證明書”的落款是“汪先姣”，“這個簽名、手印都不是我的。我的名字是蛟龍的‘蛟’。”這樣重要的證據，一份嚴謹的調查結果理當有所回應，可是邵陽官方不但不予理睬，還空泛地指稱媒體報道失實，如何能夠服人？

其次，語焉不詳、閃爍其辭是這份調查結果給人留下的另一個印象。一方面邵陽認定“沒搶嬰，沒買賣”，另一方面又稱“有關工作人員工作不實，方法簡單，存在嚴重違規違紀問題”，“邵陽市對周小芳、李子健等12名相關責任人員分別給予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等處分”。怎樣“工作不實”、“方法簡單”，又存在哪些“嚴重違規違紀問題”？除了一頭霧水，公眾從中還能得到什么有價值的信息？

關于邵陽市隆回縣的“棄嬰”事件，因村民上訪，隆回縣于2006年也曾有過一回調查，對比一下前后兩次的調查，除了此次調查組的等級由縣升格為市之外，從調查組組建模式到最后的調查結論，可以說區別甚微。村民的抗爭也好，媒體的深度介入也好，公眾的群情激憤也罷，看來都不過迎來一個輪回而已。邵陽難道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天生無法改變？

在邵陽發布調查結果之后，最先報道此案的媒體在官方微博上再次貼出了他們掌握的證據。盡管這些證據早已公布過，而且未能進入調查組的法眼，但我們還是期待湖南有關方面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果無法改變自我調查的模式，至少能讓媒體和否定媒體報道的調查組有一個相互質證的過程。這不是為了別的，是為了我們念茲在茲的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