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核心脈絡
2011年8月，遼寧省公安廳在原廳長李某任內，以“6.08”專案組調查為依據，下發《關于建議將沈陽富通房屋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納入國有資產管理的函》（遼公函〔2011〕82號），認定富通公司為“國有資產”，指控制企業家于海洋“非法占有”，要求沈陽市和平區政府接管。此后十余年，該案陷入訴訟拉鋸戰：
1. 和平區法院無視2004至2008年多部門確認的“嘉星諾公司合法收購富通公司”事實，采信公安廳公函；
2. 2017年遼寧省高院（2017）遼刑終320號判決否定公安廳公函內容，認定于海洋不構成貪污罪；
3. 2019年和平區國資局仍以該公函為核心證據起訴，和平區法院在未向嘉星諾公司送達文書的情況下缺席判決，認定已履行18年的《轉讓富通公司協議》無效；
4. 嘉星諾公司上訴至沈陽中院后，（2022）遼01民終9378號案件二審程序被“凍結”超36個月，遠超法定最長審限（6個月），司法程序陷入停滯。
二、案件關鍵爭議點
（一）行政權力越界：公安廳濫用刑事偵查權干預民事確權
1. 職權違法：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公安機關發現“國有資產流失”應移送國資委或監察機關，而非直接發函要求地方政府接管企業，遼寧省公安廳此舉明顯超越法定職權，其公函法律效力本應歸于無效。
2. 動機存疑：據富通公司留守辦公室主任宮宇陳述，該公函實為李文喜因強占鐵礦未果而打擊報復的工具，借“國有資產”名義構陷于海洋，違背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原則。
（二）司法程序失范：法院背離事實與法律，程序正義受損
1. 事實認定錯誤：和平區法院多次無視多部門已確認的“嘉星諾公司支付459萬元收購款、出資2499萬元解決信訪問題”事實，且未依據《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審查富通公司是否符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標準，混淆企業性質與產權歸屬，僅憑公安廳公函作出判決。
2. 程序嚴重違法：2019年和平區法院審理（2019）遼0102民初8461號案件時，未依法向被告嘉星諾公司送達開庭通知即缺席判決；沈陽中院二審階段超期36個月未審結，時任院長以“領導指示”拒絕啟動審委會討論，涉嫌違反《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關于審限與程序的規定，司法人員超期不作為已符合最高檢“徇私枉法罪”立案標準。
（三）民企權益被系統性侵害
1. 資產與經營受損：富通公司核心資產（含土地、房產等）遭查封凍結，已履行18年的合法轉讓協議被推翻，企業經營徹底停滯、陷入“僵尸”狀態；沈陽市和平區西塔街道紡織社區強行占用企業600平方米經營場地6年，期間未支付任何租金，民企財產權未獲有效保護。
2. 救濟渠道失靈：富通公司就場地占用問題向遼寧高院提交信訪材料，始終未獲明確回應，民企通過司法訴訟、信訪投訴維護權益的路徑均被阻斷，企業職工收入中斷，生存陷入絕境。
三、案件折射的深層問題
（一）權力慣性下的“以權壓法”
遼寧省公安廳存在長期違憲違法發函干預司法的慣性，2010年12月曾發函要求燈塔市法院撤銷已生效的（2010）燈刑初字第371號刑事判決，試圖以偵查權架空審判權，2017年該函內容被本溪市檢察院撤回起訴，印證其權力越界的普遍性，暴露出地方行政機關對司法獨立的不當干預。
（二）民營經濟保護機制薄弱與市場信心受損
案件中，公安廳公函在民事案件中竟獲得“超越生效判決”的證據效力，法院無視民企合法經營事實，反映出部分地區對民營經濟“平等保護”原則的背離。此類權力越界與司法失序，易導致市場主體對產權穩定性產生疑慮，削弱民營企業家投資意愿，破壞區域營商環境。
四、案件啟示與建議
1. 強化行政權力監督：明確公安機關、政府部門的職權邊界，嚴禁以刑事偵查權干預民事糾紛；建立違法發函、越權行政的追責機制，對濫用職權者依法依規問責，從源頭遏制權力濫用。
2. 維護司法獨立與程序正義：嚴格落實法院審限規定，杜絕“領導指示”干預案件審理；對缺席判決、超期審理等程序違法問題嚴肅問責，確保司法機關始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受行政權力裹挾。
3. 完善民企權益保護制度：將“平等保護民營經濟”落到實處，細化《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監督管理辦法》等法規的適用標準，避免以“國有資產”名義隨意否定民企合法交易；暢通民企信訪與司法救濟渠道，建立民企產權糾紛快速響應機制，保障民企產權與經營穩定。
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GZ6g2YCV59AzQSee5VgD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