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總書記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了中國經濟發展中五個最值得關注的問題：（1）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2）農業增收的基礎尚不穩固；（3）產能嚴重過剩；（4）環境資源壓力；（5）民生維穩問題。這五個問題反映了中央高層在紛繁復雜的各類經濟社會矛盾中挑選出的五個主要矛盾。

從理論上說，經濟學語言中講到宏觀一般特指總量問題，總供給與總需求構成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要素。總供給從產業角度可粗略分為農業原材料工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這三大類產業，三大類產業又可細分為幾十個部門；總需求則可粗略分為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由這兩類需求又可以進行細分，例如，最終需求可按支出主體細分為政府、企業、家庭和國外。正是由于總供給和總需求都可以進行細分，這些細分項在一定時期的數據又是由千千萬萬行為各異的市場參與者行為表現決定的，因此，我們說宏觀形勢復雜實質上就是指具有不同動機的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復雜，它們對市場信號和政府政策信號的反應各不相同，因而我們在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時需要有微觀化的功夫。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政府決策者在一定的發展時點上選擇什么樣的調節政策，調節政策的方向、力度以及工具選擇的恰當程度等等，這些難以把握的因素也構成宏觀經濟形勢復雜的另一層涵義。從實踐上看，宏觀經濟形勢的復雜性還在于在某些特殊時期，國際國內問題交叉作用，短中長期矛盾纏雜一起，使得我們在形勢分析時容易出現誤判，政策選擇時常顧此失彼，這一類狀況，我們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發展實踐中已不止一次地出現過。

農業在中國具有特殊意義。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吃飯問題是最大現實問題。全球每年產糧約23億噸，中國2010年糧食產量為5.46億噸，自2004年以來已連續七年增產。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小戶自耕農占主導地位，近些年來由于政策扶持，農業生產科技貢獻率已達52%，良種覆蓋率已達96%，機械化率已達50%。盡管如此，由于分散的生產方式及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強度不夠等種種原因，農戶抗災害能力依然很弱，農業現代化的路程依然很長，因此，總書記說農業增收的基礎尚不穩固。一般地說，我國的糧食自給自足率約為95%。假若遇上大的災害，某年度中國糧食需求量的20%要從國外進口時，全球糧食市場會立馬崩潰。由此可見農業問題不僅關乎中國經濟安全，也關乎世界經濟的穩定。在30多年的農村改革中，中國的小戶自耕農生產方式已將生產潛力發揮到極致。看來，農業生產的革命性突破最終希望在農村土地要素的重新整合、水利基礎設施的根本性改善和生物科技的重大突破上面。在18.2億畝土地紅線得到確保的背景下，只有這三項條件共同具備時，中國糧食的溫和增長勢頭才能得以持續。除此之外，如果說還有其他門徑，那就只有眼睛向外一途，即支持農業企業走出去利用國外土地資源，在這方面，中國已悄無聲息地進入角色。

在中國經濟的三大產業中有兩短一長，農業原材料工業是短板，服務業是短板，而第二產業即制造業是明顯的長板。第一產業的短是要素稟賦所致，第三產業之所以短主要是制度政策原因在起主要作用，第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則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弊端。早在100多年前，中國的志士仁人們就把工業化當成國家理想，這當然不錯，直到現在，我們的黨中央依然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并舉的口號來動員全國人民為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奮斗。但我們的決策層所講的三化是在科學發展和發展方式轉型指導思想下制定有持續支撐力的戰略和政策。改革開放33年，中國經濟已躍升至總量世界第二，但長期以來由于體制機制等種種原因使我國的第二產業出現了畸形發展傾向。2010年中國能源消耗折合為32.3億噸標準煤，而日本在經濟總量與中國大體相當情況下，只消耗7億噸標準煤，這說明我們的經濟本質上還是成本堆積式經濟、資源浪費型經濟。成本堆積和資源浪費又集中在第二產業領域，高污染、高能耗、產能過剩雖然在各商業銀行授信業務中列為信貸投放限制領域，但地方政府為追求GDP、稅收和就業，常常為這三類企業在本地的發展大開方便之門。由此可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口號的背后實際上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憑心而論，在33年中國經濟發展奇跡中，地方政府居功甚偉，世界沒有哪個國家的地方政府像中國的地方政府這樣，在經濟發展上始終保持不可遏止的熱情和內在沖力，但也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世界上最大的壞事都是好人干的。”在推動產能過剩方面，地方政府就是弗里德曼所說的“好人”。所以，解決產能過剩，從中國目前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體制背景出發，最有效的對策可能就是制定出一套新的嚴格的地方官員政績考評制度，將這樣的考評制度當成引導地方政府行為的政治指揮棒。

資源和環境壓力是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隱憂。中國的人均淡水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 在龐大的基數背景下中國保持年均8%左右的GDP增速，許多原材料都必須依賴進口，從目前進口價值數量排名看，1至4位的分別是集成電路板、石油、鐵礦石和平板電視。這四項中，石油鐵礦石的進口量每年都在增加，連同其他礦產品及木材、紙漿等，中國已經患上嚴重的外部資源依賴癥。可以斷言，中國經濟規模基數越大，連續高增長的勢頭保持越長久，這種外部資源依賴癥就會越發嚴重。另一方面，巨大的工業產能又需要日益擴大的國際市場來消化產品，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產品出口比重越高份額越增加，中國的資源環境壓力就越大。現在我們每出口1000萬噸鋼，在國內就留下2000萬噸的碳排放。中國2010年國家公布的鋼產量約為6.3億噸，國內市場消耗5億多噸，有1億噸左右出口到國外，以這個出口額計算，僅鋼材出口一項就產生了2億多噸的碳排放。所以，中國應當認真總結經濟發展教訓，并在“十二五”規劃期間按照科學發展的理念切實進行發展方式轉型，從資源和環境的可承受能力出發，對制造業中的過剩產能落后產能逐步進行淘汰，探索走出一條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從經濟發展規律說，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歸根結底要看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如何而不在于我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相對價格有多么便宜，只有高附加值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可與發達國家一較高下時，我國的制造業才算是找到了正確的發展道路。如果中國的多數工業企業都能加大研發投入，那些過剩產能落后產能也會自然得到淘汰。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怎樣找到一些市場化的辦法促使企業都能自覺加大研發投入自動矯正自己的投資行為，讓所有的市場參與者自發地生成資源和環境保護意識。

民生維穩從表面看是黨和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問題，但背后卻牽扯到復雜的經濟政治社會矛盾。從中國近些年每年發生數萬起群體事件看，除了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地方政府官員的腐敗、各級官員的懈怠和官僚作風、對民眾政治參與權知情權尊重不夠等等，都會成為群體事件的導火索。最近幾年來，世界各國都已經開始重視社會管理問題，人們在研究動亂事件教訓時業已發現，經濟上收入分配不公平常常會成為民眾積怨的基本原因。各國政府如果僅僅從加強治理能力管控能力上去防止動亂實際是舍本逐末，執政黨只有切實貫徹以民為本以人為本清廉執政透明執政的方針才能真正得到老百姓的擁護。根本立場對了，再輔之以正確的經濟政策，一個國家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這里有關鍵的兩點：一是政府必須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好政府；二是制定恰當政策也是好政府的一項必要內容。這兩方面條件具備了，中國社會管理民生維穩的目標也就自然能夠實現。

我們這一代人，對新中國已存有50年以上的記憶：反右運動、大躍進、中蘇論戰、四清、文化大革命、挨餓、動亂、上山下鄉、當兵、進工廠等等經歷，已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生命財富，說實在話，只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就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已超出了我們每個人的想象。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說，90年，我黨主要干了三件事：建立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可以說，我們現在和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要干的，還是第三件事，即不斷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中國經濟總量去年上半年已超過日本，超美國的目標恐怕也會在10年之內實現，我們現在關注的重點已不是規模，而是質量，是老百姓的福祉和幸福感。能通過體制改革等調整切實解決總書記在17屆5中全會提出的上述五個問題，我們就會向既定的發展目標接近一大步。

從過去30多年的經驗說，我們的最高領導人總是英明正確的，關鍵在各級政府的執行力，當然，也要看我們這一代人，即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中堅力量的50后，能不能比前輩們做得更好。